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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旭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电台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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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电台财经评论员,“白银十年”首倡者,房地产短周期理论创立者,南方都市报评选的2012年度房价预测准确率最高的专家,畅销书《楼市探秘:赢在长趋势,赚在短周期》的作者。主要研究领域:政策、市场、行业、企业。 本人邮箱:ysunvvood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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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负福利国家  

2010-04-04 11:53: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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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负福利国家

 

看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的一篇文章,写得很有深度,虽然我们国家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确实还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没有解决,尤其是政府上的民主,经济上的自由,社会上的社福。有许多观点值得大家花点时间看看,文章较长,只摘出两节内容。

 

                               有没有"中国模式"

 

  我觉得中国模式其实是个比较出来的概念,如果我们把某一类国家归纳出什么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没有,同时中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

  中国的左右与西方的左右

  这次危机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些“特点”的难得机会。我们知道所谓的“西方”其实是个万花筒,其中既有像瑞典那样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国家,也有像美国那样讲究自由竞争、市场开放的“右派”国家,而且他们每个国家内部也是万花筒,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那里争论。但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现在遇到了难题,而且说实在的,两派都没有万全之策。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左右两派吵翻了天,左派说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监管不严之过,右派说左派搞凯恩斯主义赤字膨胀弄得国家财政破产了。

  其实摒除派别的偏见,左派和右派所主张的那些理论各有优缺点,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不是这两种毛病的任何一种。现在西方,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这次爆发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民间和国家借债太多,窟窿太大,弄得资金链断裂了。民间借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另外写了文章,这里从略。而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负债呢?不管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还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尽管各有缺点,但理论上都是要账面平衡的嘛,凯恩斯主义承认赤字财政,也是要可控的嘛。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样?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的左、右派都处在一个民主的平台上,双方都要为老百姓说话。左派说高福利理直气壮,说高税收就吞吞吐吐的;右派说低税收理直气壮,说降福利他们就吞吞吐吐的。如果是高福利、高税收,或者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造成财政破产。但是如果你搞成低税收、高福利当然就成了财政大窟窿了。他们的左派一上台就说国家要为老百姓花更多的钱,右派一上台就说国家不能向老百姓收那么多钱。这么折腾几次,国家财政不破产才怪,而且左右派互相埋怨管什么用呢?这本来就是你们两家共同造成的嘛。如果民主制度都这样运作,早就破产了。

  那么为什么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运作呢?其实老百姓也不是不懂道理,如果财政真出了一些问题,本来很快就会反映到社会上,造成一些小危机,老百姓感受到了,觉得这是个问题了,那么无论是税收增加,还是福利减少,老百姓也不是不能接受。其实在近一两百年的民主制度发展史上,税收就是明显增加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就不能增税,岂能维持到现在?福利也是一样,民主制下老百姓接受福利降低也是不乏前例的。

  那么这几十年为什么不这样呢,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为什么不是这样呢?这与全球化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大幅进展有关,同时更与这种全球化在性质上的扭曲有关。所谓深度,就是经济全球化深化了,尤其是深化为金融的全球化,原来在全球做买卖,问题不大,现在可以全球借钱、全球透支,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债务窟窿通过透支来填补,就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自然会把“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玩下去。尤其是美国,凭借美元地位就透支得更厉害。

  所谓广度,就是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人和他们的殖民地,现在发展中国家加入进来,冷战结束后“前计划经济国家”也加入进来,全球透支的对象就多多了,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是他们的最佳透支对象。

  因为中国正好跟他们相反,这就是“中国模式”了:中国也有左、右派,而且中国的左右两派理论,比如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也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老实说谈不上什么“特色”。中国的特色不在于“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中国的左右派是在一个和西方相反的平台上。于是中国的左右派首先都不是为老百姓考虑。我这并不是进行“道德谴责”,中国的左右派也许良心不比西方的左右派差,问题在于他们生存的平台不一样。于是他们无论左右,所扮演的角色就都与西方截然相反:咱们的左派鼓动国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钱,不收就是该死的“新自由主义”;而咱们的右派就说国家不必为老百姓花钱,否则就是可恶的“福利国家”。过去说我们的做法是“打左灯,向右拐”。其实西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方向相反:咱们的政府拥有“社会主义式的权力”却只承担“资本主义式的责任”,而他们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式的权力”,却要承担“社会主义式的责任”。

  用我们以前的一句话来讲,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让老百姓 “不找市长找市场”。这句话很有意思。其实理论上讲,市场经济应该要限制政府权力,是“市长不找市场找”,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下“市长”不能随便找老百姓的麻烦。“市长”喜欢官办企业,计划经济下他可以找民营企业的麻烦,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官办企业只能在市场上与民企竞争。计划经济下哪张报纸惹了“市长”,他就可以“找”上去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你不喜欢它,你就得自己办一张老百姓更爱看的报纸,在市场上把它竞争垮。这就叫“市长不找市场找”,就是西方的市场经济。

  但是在我们这里这样说,“市长”不爱听。于是只好捡他爱听的说:计划经济下老百姓什么柴米油盐生老病死都要你管,烦不烦?现在搞市场经济,就可以让他们自生自灭,不会“找市长”您的麻烦了。于是“限权”就这样变成了“卸责”。责卸了,权还不受限;“市长”可以“找”百姓,而百姓不能“找市长”,多好。

  可是,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下要你这个市长干什么?就是给老百姓提供服务的,怎么老百姓就不能找你呢?老百姓找你,你就把他推出去叫他“找市场”?“市长”可以随便找老百姓收税,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长”要福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哪个国家不富得流油呢——我讲的“富得流油”是指国家财政,不是指老百姓的钱包。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政府特有钱。他们的政府捉襟见肘到处化缘,我们的政府花钱如水挥金如土。我们一个镇政府的豪华大楼比人家大城市市政厅还阔得多,我们的城市充满“形象工程”,奢侈得让那些“富国”来的游客目瞪口呆。“大裤衩,水煮蛋,别人不敢,咱们干!”就这样钱还花不出去,正好美国要透支,不借给他,藏着掖着咱们也不放心呀。

  这就有了咱们的“模式”。其实中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更左或者更右。只不过,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中国“右”起来呢?那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这样搞,当然也有优越性,那就是原始积累的速度快,此外应付事态的能力也特别强,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钱,要搞经济刺激计划当然容易,要摆平什么人什么事,出手也特别阔绰。可是这样搞的后果是什么?通常人们都会说,像这样加速投资会不会加剧产能过剩,垄断部门谋取利益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加剧,人为压低居民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以及权力集中的种种风险等等。这些我们姑且不论。现在我要讲的是:假如这样的模式以及以这一模式和前面说过的西方那种模式的互动为特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话,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

  

  自由与福利

  总之,现在有两种对中国未来的预言,我都不希望其变成现实:一种是中国崩溃论,说中国这样干下去总有一天会天下大乱。其实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能量和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势头,如果中国崩溃,恐怕世界也要跟着崩溃。即使现在达不到这样的影响,将来也不能排除这种趋势。中国崩溃肯定不是中国的好事,但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好事。可是中国如果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我们的人权优势下的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一直以自我剥削的方式成为别人透支的对象。这个优势有什么好?对世界不好,对中国人就真的好吗?我想只是对一些寡头好。

  所以我还是认为中国应该改变,改变其实也很简单,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都得向人家学习。政治自由的意义自不待言,经济自由也还要增加,要反垄断,改变“国进民退”的做法。其实不要以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思想解放。大家忘了这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主张。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把那时的国有资产叫“官僚资本”,而把私营企业叫做“民族资本”。“官僚资本”被列为罪恶的“三座大山”之一,而那时的“国进民退”被共产党叫做“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所以让“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的专利。

  至于说到福利国家,的确有很多毛病,但是中国还远远没有到所谓的“福利病”的那种程度。我觉得中国在福利问题上最应该避免的就是负福利现象。大家知道发达国家福利有高有低,所谓低福利就是只管最穷的人,其他人都不管,美国就是这样。所谓高福利就是福利覆盖率大,不那么穷的人也管。例如美国通常被认为是福利过低,政府提供的福利性医疗保障的覆盖率比欧洲国家都小。它只覆盖两种人:一个是65岁以上老人,一个是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两种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8%。这个制度确实有问题,但为什么奥巴马的医改方案在民主框架下又那么难通过呢?很简单,就是因为美国原来那套制度已经解决了最弱势的18%的人的医疗,因此这18%的人并不支持奥巴马的医改,他们认为新增加一大笔开支会减弱国家将来为他们进一步提供的能力。而富人当然也不支持。很多反对美国医改的人最振振有辞的理由就是,没有医保的这一部分人是美国的“次弱阶层”,不是最弱的。明明买得起而你不愿买,让国家买单,让国家买单又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副作用,这是反对医改者的一个主要理由。

  美国的医疗制度的确有毛病,实际上高福利有高福利的毛病,低福利有低福利的毛病。但是在他们这些国家,所谓低福利就只保最穷的,所谓高福利是指不那么穷的也可以保。而我们呢?我们国家提供的福利性医疗覆盖率有多高?改革前不会比美国高,美国是18%,我们那时享有公费医疗的人有多少?至少在改革前应该说很少,农民没有,二轻企业没有。工厂只是工人本身有,但家属没有,而且大家知道,报销标准有非常大的差距。卫生部的一位副部长退休后说,中国的公费医疗资金有80%是用在领导干部身上的。你说这是低福利还是高福利呢?覆盖率并不高,但覆盖的方向和美国正好相反,不是覆盖最低的,而是覆盖最高层的,而且是从高往下覆盖。

  中国最近几年在医保方面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大家都知道现在农民也开始有医保了,这种“新农合”和以前人们津津乐道的文革合作医疗不一样,以前的合作医疗国家不买单,现在的 “新农合”是国家买单的。2007年时,江苏省的“新农合”是走在前头的。当时国家规定“新农合”的医疗基金要达到每人50元,江苏省就超额达到每人76元,有4300万农民参加了新农合,而享有全额公费医疗,也就是不管花多少钱国家都给你报的那部分人,主要是官员,当年只有14万人,享有的福利性医疗资源每人6000元,加上其他几个阶层,用基尼系数算一下,福利性医疗资源在江苏省分配的基尼系数是是0.7,而江苏省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不过0.4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是说二次分配以后江苏省的不公平不是减少了,而是扩大了。

  即使这样,我仍然认为江苏省的医疗改革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原来农民医疗保障一点都没有,现在无论如何还给了他70块。从这个角度讲,现在0.7的福利资源分配,负福利的程度比过去低了,过去可能是0.8。现在中国的进步就在于负福利的程度在下降,但是即便如此,离“零福利”也很有一段路。此后进入“正福利”了,才谈得上低福利还是高福利的问题。

  总之我们的福利和自由都应该更多,现在就不要讲什么“福利国家病”,首先把我们的负福利问题解决了再说。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首先应该否定特权福利,但是老百姓的福利现在中国刚刚才起步,反什么?而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你应该首先应该推动国家对弱势群体承担责任。这里我要讲,这是责任,不是皇恩浩荡。福利国家和“皇恩国家”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那个福利不是百姓可以要求的,是皇上恩赐的,给了你要谢恩,不给你也不能跟他要的,这种状态一定要改变。像瑞典人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国家包的,哪个瑞典人会因此高呼“万岁”,称颂“大救星”?而瑞典也曾经有右派政府不喜欢福利制度,但也不能不搞,因为这是国民要你搞。政府提供福利是应该的,不做就要受到指责,所谓福利国家就是这个意思。自由就更不用讲了。如果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进步,中国与世界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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